pt老虎机游戏_pt老虎机大全_pt老虎机 巨奖

2018年10月24日
[本篇访问: 288]
翟学伟:立足中国现实,多出原创思想

翟学伟,pt老虎机游戏社会学院教授,社会学系主任,博士生导师,教育部“长江学者奖励计划”特聘教授。兼任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,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常务理事,《开放时代》《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》《本土心理学研究》(台湾)《中国研究》等学术刊物编委会委员。

曾担任2009年度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“我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”首席专家,现担任国家社科重大课题“儒家伦理的社会化路径”首席专家。在《中国社会科学》《社会学研究》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。代表作有《中国人的关系原理》《人情、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》《中国人行动的逻辑》等。

记者:您一直在倡导研究中国社会,开展社会学的本土研究,您如何看待本土研究的重要性?

翟学伟:目前,在国内学术研究中,努力去建构理论的人比较少,因为大家普遍认为,西方的理论是可以用来解释我们的社会现象、社会过程、社会行为的。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不是一个好方法。它涉及到很多问题,包括一些理论本身有西方文化的支撑,有的概念也是从西方文化中孕育出来的,如果我们总是到西方去拿理论、拿概念,一方面只能看到西方概念能看到的那一部分,另一方面,我们自己想说明的、重要的内容,却因为不在西方,就被放弃了。所以我觉得研究本土的社会科学还是很重要的。

比如“关系”,每个人都认为“关系”很重要,或者说懂中国社会要懂关系,但是如果同西方学者讲这个概念很重要,首先,需要澄清关系概念的含义。其次,如果说清楚了中国人对“关系”的理解,他不会认为很重要; 如果我们展现了对“关系”的很多复杂的理解,那他就更不知道在讲什么了。因为,在西方教材和学术研究中,“关系”是没有的、空缺的。所以,即便“关系”作为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和理论很重要,学习社会学的人也无法学到,这是目前这个学科面临的缺陷和问题。

我们倡导研究中国社会,做社会学的本土研究,其实就在强调,不要总是拿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说中国的事,不要一说中国的事,先想着西方理论和概念是怎么说的,而应该不受西方理论思想的“干扰”。当然,这不是说不去了解西方有关学术思想,而是在全面了解后,看到中国社会自身所展现出来的特点以及和西方社会的差异,然后去寻求怎样来表达它们。

记者:您刚才讲到“关系”的研究是社会学研究中很重要的内容,“关系”的本土化研究历程是怎样的,能否简要介绍一下?

翟学伟:我们在寻找中国人重关系的根源时,通常的方法就是找它的文化根源。从文化来解释人的行为模式是一个常见的、被大部分学者采用的方法。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太过于沉浸在文化当中,会有一个麻烦——没有办法跟西方人对话。

理论“不讲文化”才可以解释世界。反省我们这样的研究方式,我们常常非常情愿、主动地说我们的文化不一样,用文化去解释特定行为模式。我觉得,这恰恰反映了局限性:不能用一个更开阔的视野来讨论。

那么我要努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,将社会现象先在文化中建立起来,再把文化慢慢从中拿掉,建立一个更高的理论,回过头来,再将文化放进去,就可以解释中国社会,不放进去,就可以解释其他社会。

记者:您有没有形成这方面的理论构架或者设想?

翟学伟:我提出了自己的理论——关系向度理论。以往对关系研究偏爱从血缘和地缘角度来解释,但是这个解释的文化特征就特别强,如果不看重血缘和地缘,往往就解释不了。虽然我们在城市生活,来自不同地区,但我们依然重视关系,但是理论解释不了,因为这里面没有血缘和地缘。

关系向度,我认为就是要讲清楚关系的形式化。那关系的向度怎么去考虑呢?由于时间性和空间性是所有人交往都具备的两个维度,时间性的意思不是物理时间,它有长短之分。空间性也不是物理空间,我想表达的是人的流动性。于是,就可以把时间性分成长程性和短程性,空间分成高选择性和低选择性。关系的时间一旦有长短、空间上有选择,那么我们就会把它们组合成四个象限,就得到了四种不同的关系:短程性和高选择性构成松散关系,短程性和低选择性构成约定关系,长程性和高选择性构成友谊关系,长程性和低选择性构成固定关系。

在这四种关系向度中,最值得思考的关系是松散关系。就是我跟你交往时间特别短,但是我的选择性又非常高。回到现实生活中,比如在车站、码头、地铁、广场、超市等地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。

在约定关系中,我们得到的就是时间上依然是短程性,但是它的选择性是低的。说得更生动一点,我们今天的交谈就属于这个情况,在一个规定的时间段里,我们构成了一个短时间性和低选择性的活动。

人的活动,有时候是在松散关系里,有时候是在约定关系里,它是可以从松散关系走进约定关系的。松散关系,还有一种可能,它会走到长时间性和高选择性里。在人类的交往中,什么样的关系是时间拉得很长、选择性更高呢?我们发现最符合标准的就是朋友。不能说我交往的人都是朋友,我要挑一挑,所以选择性很高。

还有一种就是长程性低选择性的固定关系。对照现实生活,我们发现它就是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的血缘和地缘关系。这是理论上的一个重大发现,从关系向度看,中国人的关系实际上不只是文化的问题,它是一个属于时间上长、选择性低的关系向度。这就从文化的解释上升到了形式的解释。

记者:这种研究方式需要有所突破,一路走来,您有哪些难忘的经历或感慨?

翟学伟:要说经历,感慨更多的是有时候会觉得辛酸。研究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,但是在学术圈子内,会被一批崇尚西方理论和概念的人压得没有声音。所以我的抵抗不仅仅是要立下一个志向——研究中国人和中国社会,还要发出声,而且声音要发得大,敢于和只认可西方理论的人挑战,而且还要让他们在挑战中承认,我的研究是有道理的。所以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,做得也很难。因为我们现在要完全在中国社会中去寻找概念,去建立理论,去寻找方法,这是一个很难的事。

记者:您在治学方法、学术思想方面都有很多独特的地方,您能不能给青年学者提供一些建议?

翟学伟:我觉得今天的学生,不缺乏聪明和用功,也不缺乏愿意拿出时间来读书。但有的时候研究做得不够好,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就是没有学会思考。读书不是为了增长知识,读书是为了思考,对现有的知识提出质疑。未来能够做出一点点成绩的地方,往往是从疑问的地方开始的。没有疑问,只是把研究的现象和现成的理论套在一起,就认为工作做完了,每年可以炮制出成千上万的论文,但意义性不大,因为这里面没有体现思考价值。所以我觉得思考更重要。有了思考,就能带着问题去读书,就会留意到很多重要的见解,并增添新知识;如果没有思考,只是了解讲了什么,那么很多重要的东西也就忽略掉了。尤其在互联网时代,查知识点变得很容易,我们不能够把知识分子变成知道分子,我们也不能把知识分子当成是只了解现成知识的知识分子。

记者:作为《思想周刊》的作者与读者,您有何建议?

翟学伟:希望《思想周刊》立足于中国现实,尽最大努力提出原创性的理论思想。